李洪岩
黎澍先生的两篇旧文，《黎澍十年祭》书中均未提到。这两篇旧文都发表在1951年的《学习》杂志上。 一篇是批评吴泽先生的。吴泽《历史人物的评判问题》一书出版后，黎澍随即发表评论，开篇便毫不客气地下了断语：“这是一本写得极其草率和内容肤浅的书。”随后列举了“三个显然由于草率而造成的错误”，指出全书“所使用的文字也是粗疏到极点”，对“两千年来的历史人物下了很多很轻率的论断。作者用以作出这种论断的方法也是混乱的。”黎澍说：“吴泽同志所写过的一些文章，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是发生过一些进步作用的。但他的作品一般说来都有粗率、不严肃的缺点。从他最近出版的这本书看来，他还丝毫不觉得这种根本上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应该认真地纠正。我们诚恳地要求吴泽同志用马克思主义者所应有的严肃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出版物。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把理论研究工作和出版工作视同儿戏的态度！”黎澍最后指出，《大公报》对吴书“作了庸俗的恭维”，报刊“应该拒绝这种庸俗作风的侵蚀”。 另一篇是批评侯外庐先生的。黎澍说，侯外庐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武训：中国农民拆散时代的封建喜剧丑角》一文，用了一些他自己独特的词句和表现方法，以至叫人不知所云。例如，文章题目中的“中国农民拆散时代”，就是一个“硬造”出来的“令人不解的新词”。他写道：“侯外庐同志在革命的理论工作上和实际工作上都是努力的，有贡献的，但是他的理论著作至少有一个显著的缺点，就是不善于用明确的语言来表现明确的思想，也就是故作高深。我们希望他认真地克服这个缺点。” 读了这两篇得罪人的批评文章，真为黎澍也为两位遭批评的知名史学家捏了一把汗！然而，接着翻检《学习》杂志，就会发现学问家的胸怀是多么光明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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